关于要姓的起源，目前主要有三种说法：以名为姓说；要离后人说；源于少数民族说。

第一种说法比较有代表性，为多数人所认可，且有史料为证。宋朝郑樵所著《郑通志》，以及清朝嵇璜、刘墉等著《续通志》中都有记载，均说要姓是“以名为姓”，即以春秋时吴人要离之名为姓。

在此之前南北朝时期的何承天所编《姓苑》，也说要姓是以吴人要离之名为姓。从南北朝到宋到清都采此一说，似已成定论。按此说法，要离只是名字，并非姓要。

后人以要离之名为姓，也就存在着两种可能：一是要离的后人或者要离家族的后人，为纪念要离而以“要”为姓；二是与要离本无血缘关系的其他族人，因仰慕要离的行为而以其名为姓。

第二种说法认为要姓是要离的后人。前面所提宋朝郑樵在著《郑通志》时曾作注云，要姓乃“吴人要离之后，望出鲁国”。

清朝嵇璜、刘墉等著《续通志》也采此说法。在此之前南北朝时期的何承天所编《姓苑》，也说要姓为要离之后，以要离之名为姓。

然则根据史书记载，要离行刺庆忌前其妻子儿女均被吴王所杀，而行刺成功后要离也自刎而亡，不可能再有后人留存于世。因此，要姓为“要离之后”一说不可能成立。

然而，如此经典的史书，如此著名的历史文化巨匠为什么又都言之凿凿地说要姓为“要离之后”呢？最有可能的解释就是，“要离之后”很可能是“要离家族之后”的笔误。

实际上，因为要离已经没有后人，因此要姓之人就不可能是要离的后人，而只能是要离家族的后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说，要离在世时甚至在要离之前，他那个家族就不是只有要离一人一家，而是还有其他人。

事情到这里，有一个问题也就必须弄清楚，那就是：要离姓什么，是姓要名离，还是只有名而无姓？

为此，我们不得不去寻找更加浩如烟海的史书典籍。我们看到，比以上提到的典籍更早的《吴越春秋》一书，在记载要离行刺庆忌一事时，讲伍子胥为吴王推荐要离，明确说到要离“姓要，名离”。

这是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有关“要”姓的记载。《吴越春秋》为东汉赵晔撰，是一部记述春秋时期吴、越两国史事为主的史学著作。

《吴越春秋》的作者距离要离生活的年代，要比《郑通志》、《续通志》和《姓苑》的作者都更近，因而此说应该比后来的说法更可靠。

特别是《吴越春秋》是专门记述吴、越两国史事的史学著作，它所依据的资料应该更多更充分更准确。因此，要离姓“要”据此是应该能够确认的。

既然可以认定要离姓“要”，那也就是说，在要离生活的年代，甚至在此之前，要姓就已经存在了。否则，也就不可能有要离一家或者要离一族姓要了。

那么，这就又出了一个问题：要姓是什么时候才有的，渊源于何时何处？

要姓的源头很可能要比人们目前所知道的有历史记载的吴人要离更早。当我们把要姓的起源常常指向春秋时候有文字记载的吴国刺客要离时，这却恐怕并不是要姓的最初源头。

“要”作为带有“女”子旁的一个姓，很有可能与上古时期很多姓氏都来自母系氏族社会有关，例如姬、姜、姒、嬴等姓，很多带有“女”字旁的姓都来自于母系社会。所以，要姓也很有可能就是其中之一，其源头可以上溯到更早。

到这里，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要离姓要，要姓族人是要离家族的后人，要姓的起源最晚可以追溯到要离，甚至更早。

与此相关联，要姓起源的第三种说法，即要姓起源于少数民族的说法也就难于成立了。这是因为，少数民族的称谓是与汉族相对应而存在的，汉族的产生和形成是汉代的事情，而要离生活的春秋时代，那时汉族尚未形成，因而也就没有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区分和说法。

即使退一万步说，要离是名字还是姓要尚可存疑，那生活在汉朝时的河南令要兢姓要则是没有任何异议的。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区别和说法还未产生的年代就已经存在的要姓，当然不可能起源于后来才出现的少数民族。

那么，少数民族中的要姓与汉民族的要姓又是个什么关系呢？这里的可能只有两个：一是汉族要姓中的一支不知何因迁到少数民族地区并定居下来，繁衍生息至今。

如果是这样的话，少数民族中的要姓与汉民族的要姓应为同宗同源，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和共同的祖先；二是少数民族中的要姓与汉民族中的要姓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他们姓要另有其他我们目前还不知道的原因，即少数民族中的要姓很可能有另外的起源。

不管是何种情况，这两种可能都需要有新的证据。

综合以上考查分析，关于要姓的起源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要姓最有可能是起源自要离家族，甚至更早的母系氏族社会末期。如果是这样的话，要姓就应该是源自于共同的祖先，具有着同宗同源的血缘关系，最起码汉族中的要姓应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