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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才女之列，她是最从容优雅的精神贵族，生于乱世，心中却有一份与世无争的宁静，她就是杨绛。
1911年7月17日，杨绛出生于江南书香世家的女子，原名杨季康，后以笔名杨绛行事。
杨绛父亲杨荫杭因得罪了省长屈光映被调到北京任职。杨荫杭夫妇便带着杨绛等人来到了北京。
杨绛是在五岁开蒙的。她上的小学是北京女高师附小，她的三姑母杨荫榆就在女高师工作，杨绛开始有记忆也是这个时候。
1920年，杨绛随父母迁居上海，在上海期间，杨绛的母亲生下了她最小的妹妹杨必。
此时，杨荫杭应邀在上海申报馆当主笔，在启明女校上学的杨绛曾去位于汉口路的申报馆看望过父亲。
按启明女校的规矩，每月的第一个星期日，称为“月头礼拜“，住在本市的学生放假回家。到了“月头礼拜”，住在本市的学生都由家人接回家去。留校的杨绛她们真是说不出的难受。但在这些离开家的日子，锻炼了杨绛独立而又坚强的品行。
杨荫杭还教育他的子女要“有志气“，树立大志，还主张自食其力，不能不劳而获，这些都给孩子的心灵产生很大的影响。
定居苏州的时候，杨绛开始念中学，进的苏州振华女校，正好十六岁，由于她长得小巧，看上去只有十三四岁。
那时北伐战争正在进行，学生运动很多，常常需要游行、开群众大会等。杨绛也被推选去搞宣传，这次她不想参加。原因很简单，不是杨绛落后，而在于“当时苏州风气闭塞，街上的轻薄人很会欺负女孩子”。学校有规定，只要说是“家里不赞成”，把责任推给家里，就能豁免一切开会、游行、当代表等。
1928年夏，杨绛准备报考大学。这是清华大学刚开始招收女生，但不到南方来招生。她只好就近考入苏州的东吴大学。
杨绛在东吴大学上了一年学之后，学校让他们分科。为选专业，杨绛颇费踌躇，只好带着问题回家求教。
“我该学什么？”她问父亲。
杨荫杭回答：“没有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
有了父亲这番话，杨绛内心释然。当时杨绛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当时东吴大学没有文学系，只有法预科和政治系。杨绛最终选择了政治系。
杨绛在北京的大学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决定她一生命运的事情，那就是与钱钟书的相识相恋。
钱钟书当时已名满清华。他在《清华周刊》发表过不少文章，是清华出名的才子。杨绛与他相识在1932年春天的清华校园。
这天春意盎然，清华园的丁香、紫藤盛开，幽香袭人。和杨绛同来借读的一位同学是钱钟书的亲戚，带钱钟书来到古月堂门外。杨绛恰从古月堂钻出来，便见到了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布底鞋，带着一副老式眼镜，满身儒雅气质的钱钟书。
在这充满诗情与画意的清华园里，杨绛与钱钟书恋爱了。
这期间，钱钟书创作了不少富有李商隐风致的爱情诗，曾自负地说：“用理学家语作情诗，自来无第二人！”
1933年初秋，杨绛便与钱钟书举行了订婚仪式。
一九35年，钱钟书在光华大学任教已满两年，完成了国内服务期。他决定参加出国留学的考试。
同年四月，钱钟书参加了第三届的留英考试，通过考试后即可获得国家资助的公费到英国学习。
最终，钱钟书不仅成为了唯一的英国文学专业录取生，而且总成绩最高。
1935夏天杨绛和钱钟书结为伉俪，恰似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交相辉映。正如胡何清所说的：“钱钟书、杨绛伉俪，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把名剑。钱钟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锋刃。”
结婚不久，杨绛随丈夫钱钟书远赴英国。此番出国，钱钟书是公费，而杨绛是自费。
1936年秋季开始，他们虽然身在牛津，却已经是巴黎大学的学生了。
返回牛津后，杨绛怀孕了。成了家的人一般都盼望有个孩子，杨绛夫妇也不例外。
起初，杨绛以为肚里怀个孩子，可不予理睬。但怀了孩子，方知得把全身最精粹的一切贡献给这个新的生命。钱钟书笑着说她“以才援而能为贤妻良母，又欲做女博士……”
杨绛和钱钟书是喜欢巴黎的，他们原本也是可以多呆一些时日的。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阴云密布，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正在践踏着祖国的美好江山，国难当头，祖国在召唤，他们摒弃一切，准备马上回国。
正当此时，杨绛在与家人的书信中得知，母亲已于去年十一月间逃难去世。这是杨绛生平第一次遭遇伤心事，悲苦得不知怎么好，只会恸哭，哭个没完。
最终，杨绛和钱钟书中断学业，匆匆踏上归国的征途。
在1938年的9月，杨绛和钱钟书告别了法国的友人，与女儿钱瑗一起，乘坐法国邮船阿多士II号，踏上了回国的征途。
1939年秋，杨绛的弟弟从国外回国。这时，杨家已在苏州灵岩山“绣谷公墓”购得一块墓地，她父亲带着杨绛姐妹和弟弟一起回苏州，安葬母亲。
杨绛乘此机会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苏州故居，眼中一片狼藉，劫后的惨景，不堪回首。
有一天，钱钟书回来满面愁容，说是他爹爹来信，叫他到湖南蓝田去，当英文系主任，同时又可以侍奉父亲。
原来早些时候，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应他的老友廖世承的恳请，到湖南蓝田帮他创建国立师范学院。钱钟书来沪探亲期间，他父亲频发函电，称自己老病，要自己儿子去蓝田教书，以便照料自己。
钱钟书并不愿意丢弃清华的工作。但是他家人全都主张他去。杨绛认为清华这份工作得来不易，而且钱钟书工作未满一年，说什么也不该换工作，对此杨绛烦恼不已。
杨绛等钱钟书到了钱家去，就一一告诉了自己的爸爸，指望听爸爸怎么说。
可是爸爸听了脸上漠无表情，一言不发。杨绛是个乖女儿，爸爸的沉默引她深思。
最后，钱钟书还是乖乖地听从了家里的安排。在十月初，他就和蓝田师院的新同事结伴上路了。
杨绛和钱钟书告别以后，继续她的“狗耕田”工作，当她的校长。
杨绛和女儿钱瑗在父亲杨荫杭家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日子虽然很辛酸，但一家人在一起，也不至于很难熬，唯独少了丈夫钱钟书的相伴。
转眼到了1941年夏天，钱钟书由陆路改乘轮船，辗转返回到上海探亲。
两年不见，圆圆好像已经不认识自己的爸爸了。她看见爸爸带回的行李放在妈妈床边，很不放心，猜疑地监视着。
晚饭后，圆圆对爸爸发话了。
“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她要赶爸爸走。
钱钟书很窝囊地笑着说：“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钱钟书悄悄地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圆圆立即感化了似的和爸爸非常友好，妈妈都退居第二了。圆圆始终和爸爸最“哥们”。
至于钱钟书到底说的什么话，杨绛当时没问，后来也没想到问。
从此钱钟书父女俩一起玩笑，一起淘气，一起吵闹。
杨绛一家挤居在辣斐德路的钱家，一住就是八年。
沦陷区生活虽然艰苦，但他们总能自给自足。在杨绛心里，能自给自足，就是胜利。钱钟书虽然遭厄运拨弄，却觉得一家人同甘共苦，胜于离别。
1942年冬日的一天晚上，陈麟瑞请钱钟书、杨绛夫妇上馆子吃烤羊肉，朋友李健吾也在座。
陈麟瑞、李健吾就当场怂恿杨绛：“何不来一个剧本？”并且告诉她剧团正愁没有好的剧本呢。
杨绛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笑着说：“我还没有写过话剧呢，只是偶尔看几场戏罢了。”
烤羊肉的风味不易忘却，朋友鼓励的话也随之一再撩拨。杨绛不免技痒，她利用上课的业余时间，加紧创作了话剧《称心如意》。
杨绛为了创作剧本，经常挑灯夜读，写到尽兴处，已是半夜，但整个人仍是精神抖擞。
完成后先送给陈麟瑞看，经他仔细审阅后，重新改写，随后这剧本又转到李健吾手里。
没过数日，李健吾来电话说，《称心如意》立刻就排演。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排练，杨绛的第一部话剧《称心如意》于1943年春天，正式公演。
1944年早春，民间谣传美军将对上海实行“地毯式”轰炸，逃难避居上海的人纷纷逃离上海。杨绛父亲杨荫杭带着全家老小回苏州老家。杨绛则因为事忙不能脱身，所以只能让圆圆一人跟杨荫杭他们回苏州老家去。
后来，上海稍微平定后，杨绛就把钱瑗接回了上海。圆圆离开苏州回到上海，就没有再见到外公。杨绛的父亲杨荫杭于一九四五年三月底因中风在苏州去世。杨绛听闻消息后，悲伤得不能自已。
在短短几年间，杨绛深爱的父母双亲相继谢世。世事沧桑，使她笔下有一种往事不堪回首的感喟。
杨绛甘做“灶下婢”，辅佐夫君全力创作《围城》，这是四十年代文坛的一段佳话。
有一次，钱钟书和杨绛刚看完杨绛编写的话剧回家。钱钟书颇有感触地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
杨绛听了大为高兴：“我要做第一个审阅的人。”
钱钟书担心没有可以创作的时间。
杨绛安慰他说：“不要紧，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很节俭，还可以更节俭。”
恰好杨绛家的女佣因家乡生活好转要回去。杨绛只得劈材烧饭生火洗衣等累活给包办了。
杨绛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
但杨绛急切地要看钱钟书写的《围城》，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这种“灶下婢”的精神可敬可爱，正如钱钟书在《围城》序言中所写的：“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地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很多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杨绛为《围城》这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著的成功问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杨绛、钱钟书和许多的爱国分子一样，不仅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不去台湾，而且真心实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当时离开中国大陆有三个选择，一是去台湾，二是去香港，三是去国外。杨绛夫妇不愿和一个不争气的统治者去台湾；香港是个商业码头，而杨绛、钱钟书是文化人，自然不愿意去；在国外，他们只能做个二等公民，更加不愿意了。所以他们选择安安静静地呆在国内，拥护着共产党的领导。
上海于当年五月获得解放。这时，杨绛、钱钟书已接到清华大学的聘函。
在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呼声与期盼当中，中国终于解放了。然而，杨绛夫妇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顺风顺水，他们面临着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小心而又坚强地应对着，夹缝中求生存。
都说“所处的环境往往对一个人的品格的形成起到关键性作用”，杨绛在“文革”风暴中炼就了处事不惊的品格。
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的新时期里，杨绛除了翻译以外，还积极从事文学创作、理论研究等多项工作，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累累成果。
杨绛淡淡的怀旧情绪，在她的散文创作中尤为明显，因而她的作品不但具有很深的文学价值，同时还具有史料价值。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大概就是《干校六记》和《孟婆茶》了吧。
《倒影集》是杨绛在七十年代写的作品，内容全部反映三四十年代的女性生活。
杨绛在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其代表作当推《洗澡》，这也是作者迄今为止唯一一部长篇小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关心钱氏夫妇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仰慕他们的来访者络绎不绝，特别是“钱迷”们。
为了得到平常人的那份安宁，钱氏夫妇杜门谢客实属无奈。
杨绛告诉我们：
我经常看到钟书对来信和登门的读者表示歉意；或是诚诚恳恳地奉劝别研究什么《围城》；或客客气气地推说“无可奉告”，或者竟是既欠礼貌又不讲情理地拒绝。
一次我听到他在电话里对一位求见的英国女士说：
“假如你吃了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我真担心他冲撞人啊。
由此可见，杨绛与钱钟书虽已扬名海外，但他们仍不忘初心，淡泊名利，只求两人相依相守，岁月安好。
杨绛与钱钟书的居家生活，相敬如宾。
钱钟书形容初见时的杨绛，曾有诗云：
缬眼容光忆见初，
蔷薇新瓣浸醍醐。
不知靧洗儿时面，
曾取红花和雪无。
而钱钟书留给杨绛的印象则是“蔚然而深秀”。
后来钱杨两人结为伉俪，可谓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珠联璧合。再后来两人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便是爱情的最好证明了吧。
从1994年开始，钱钟书身体一直欠佳，先是因发烧住院，后被查出膀胱部位有癌变，不得已进行住院治疗。
住院治疗期间，杨绛五十多天不离左右，在丈夫的病房内安放一床日夜服侍。待钱钟书病好出院时，杨绛也摇摇晃晃地快成纸片人了。
期间医生、护士、朋友们也曾多次劝她回家与人替换替换，杨绛却一往情深地说：“钟书在哪儿，哪儿就是我的家。”
说话时杨绛倦乏憔悴的脸上呈现出静静的笑容。
杨绛的家庭充满着恩爱、和谐的气氛，但是短短两年，杨绛屡遭不幸。先是爱女先老人而去，钱钟书又一直在重病之中。
1997年3月4日下午钱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钱瑗的病，是累出来的。钱瑗虽然淡泊名利，但非常重视肩上的责任。
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何等沉重的打击啊，但是，杨绛坚强地挺住了。她打起精神，全身心地照顾丈夫。
1998年，钱钟书也离开了杨绛。事属意料之中，但毕竟相濡以沫一辈子，杨绛的痛苦可想而知。
钱钟书弥留之际没有经受痛苦，杨绛始终陪伴在他身旁，不停地用家乡无锡话在他耳边轻轻地祝福着。
钱钟书的呼吸停止了，杨绛亲了亲他的额头，久久地贴着他的脸颊。
杨绛非常坚强，从始至终没有落下一滴泪，她说：“钟书不喜欢人家哭他。”
这是多么深爱丈夫的一个女子啊，但悲痛与劳累还是使得杨绛显得尤为疲惫。
唯一的女儿和一生的伴侣相继离去，杨绛晚年之情景非常人所能体会。
天上人间，阴阳隔断，却难断亲情、挚情。
但杨绛不哭不闹，继续完成着她和钱钟书此生的愿景，潜心研究文学，这是一个怎样坚强而富有韧劲传奇才女啊！
在人生伴侣离去四年后，九十二岁高龄的杨绛独伴青灯，用心记述他们这个特殊家庭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结成回忆录《我们仨》。
在这部书里，她向彼岸的亲人倾诉心声：
……一家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玻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2016年7月11日，这注定是个不平凡的一天，杨绛与世长辞了，去寻觅与女儿钱瑗和丈夫钱钟书相聚的归途了。
这位一生奉献于文学事业的作家，翻译家杨绛，走了。她走后，世间再无女子可称先生。
